二、反省与慕道
我是在1989年的最后一天来到美国的。我先生在波多黎哥的一所大学念化学博士。他刚出国时每月只有三百四十美元的奖学金。从小我对物质的缺乏没有概念，我对钱没有概念。所以，当我在国外与他团聚时，从小在物质条件十分优裕的环境中生活的我感到一个极大的幻灭。当时我先生没有房子，他把我接到一个教授家，那教授到南美度假时，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先生。住在教授的家里，我以为这就是理所当然的美国生活。后来我先生说，教授要回来了，我们该住到自已的屋里去了。他就开着一辆五百块钱买来的破车，把我们载到他为我们租的房子去。那房子很小，只有一个卧房，除了一张床是买来的，其余的家俱都是用石头和木头搭的一些架子。那扇木门上是燕子窝，下面是老鼠洞。下雨天，我们的床下在渗水，我要用簸箕来回把水往外倒。这时我就想起我们在玄武湖畔铺着红地毯的房子，那宽敞可以跳舞的客厅。我不知道我来美国干什么，我曾设想过种种生活，但是我没想到现实会是这样。而且我不知道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会结束。我甚至不知道，即使这样的生活，我们能不能够一直拥有。那时我先生每月有五百美元的奖学金，我是陪读，不能打工。一家三口，每月入不敷出。
到美国没两天，就有一个基督徒来看我。人家叫她刘太太，五十多岁，是从台湾来的。她第一次看见我就说，感谢神，让你们母女平安到美国来，我一直在为这事祷告。她讲这话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惊讶，因为我想到了在上海办签证的情景。当时我先生为我们办出国签证的时候，我最担心的是美国领事同意我出国，却拒签我的女儿，我宁愿他两个都拒绝，我不能接受他只签一个。我两岁时父亲被打成右派，我被送到南京住在外婆家。童年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站在堂屋里，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和父母一起过周末，但是我的父母不在身边，我的心就很忧郁。我就总是盼着过年，因为到过年父母才会来看我。我最快活的日子是临近过年的日子，那时我每天掐着手指等着父母回来的那一天。等到他们真的回来了，我又开始不快活了，因为知道他们马上又要走了。但是我把这一切都深深地藏在心里，永远不让他们知道。那时我就想，将来我有了孩子，我永远不让他（她）和我分开。这些童年的往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但是当我在办出国签证时，当我知道我的女儿很可能被拒签时，我心里惶恐不安。那天傍晚，我接到先生的来信，准备第二天就去上海签证时，我那五岁的女儿在一旁提着小板凳，轻轻地说了一句：“上帝保佑”。
我们从来没有跟女儿灌输过上帝的概念，我们都自认为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我先生到美国的第一个圣诞节是在实验室里过的。圣诞节后他碰到一位同学，和他聊起圣诞节。同学知道他在实验室过的节十分惊讶，就问他信有神吗。我先生说，不信。那同学又问，哪你死了去哪呢？我先生回答，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哪都不去了。那同学听到一个东方学生竟然这样看待死就楞住了，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先生，只好无言以对。我先生非常骄傲，他把这事写信告诉我。那时我在报社当编辑，我就把这事作为美国见闻登在报纸的副刊上，对西方基督徒的信仰大加嘲笑。
今天我自已成为基督徒，我才感觉到这位同学在神面前单纯的信心何等宝贵。如果今天有人用当日我先生的话回应死的问题，我会问他：“你死过没有呢？如果你没有死过，你怎么知道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哪都不去了。可见得你刚才所相信的是一个假设，而不是你个人的经验。你相信你的假设，靠的不是理性，而是一种信心。而我相信人死后人的灵魂是有去处的，这信心是从我自已信仰的经验而来的，不是假设。而要接受你的假设，需要更大的勇气。“
不过从当时我们对基督教信仰的态度可见，在我女儿五岁之前，我们不可能对我们的女儿灌输任何关于神的概念，幼儿园更不可能给孩子们说上帝的事，我实在不明白，我的女儿怎么会拿着小扳凳说起上帝保佑的。但是当那位刘太太说：“我一直在为这事祷告”时，我脑海中就出现了签证的一幕。
我们到上海正好是星期五，人们称之为黑色的星期五，因为星期五最不好签，但是已经到了，我们也就前往领事馆排号等候签证。排第一号的是一位母亲，她的独生女儿在美国怀孕，胎盘剥离，非常危险，需要母亲去照顾，但是这位母亲被拒签了。这母亲失声痛哭，她哀求那位签证官说：“不要误以为我有移民倾向，我的先生还在中国”，但是那签证官不为之所动。那时我心里很害怕，心里想今天怎么第一个人就会这样被拒签了呢？我想离开这里，但是我已经退不出去了。我是天不亮就到领事馆来排队的，拿的是十几号，所以很快就轮到我了。我一手抱着女儿，一手拿着先生给准备的一大堆材料走向签证的窗口。我还未走近窗口，那位签证的领事就以灿烂的微笑迎着我。他问我先生在最近波多黎各的风暴中可安好，问我可想我的先生，我说想啊，他说想就去吧，又说你早该去美国了，我希望你们一家早日团聚。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好象美国在等着我，我送上去的材料他都没怎么看就给我们俩签准了。他有充分的理由把我的女儿拒签，因为五百美元决不可能维持三口之家，这是常识，而且我的签证是不能打工的。但是他竟然说，他希望我们家早日团聚。从领事馆出来我象作梦一样，门口的人拥上来问：“签了？”“签了。”“签了几个？”“签了两个。”接下来又有人问：“你这是第几次来？”我说：“第一次。”
这一切我都以为是我偶然的幸运。可是当刘太太说她一直在为这事祷告时，我不由地想起从接到先生的信，到签证的那一幕。但是我的理性立刻对这两件事之间的关联作了一个否决，我想，这只是一个巧合而已。尽避如此，我心里还是被一种温暖的东西感动着，就是一个与我素不相识的人，她的惦记着我的心。这个心让我心里有一种莫明的感动，这是在我所来的地方没有接触过的。在我们所来的地方，我们可以关心一些人，爱一些人。这些人是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周遭的人。但是对于一个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与我们素昧平生的人，我们怎么会一直惦记着她的事！可是当刘太太说她一直在为这事祷告时，我知道我接触到一种真实，这种真实是我所来的地方不容易接触到的，是我过去的经验中所没有的。这就是说，这里有一种爱，这种爱超越了亲情，超越了友情，这种爱，无论我的理性是怎么不看重它，它是真实存在的，这只是一种我没有接触过的真实而已，这种真实是很美好的。这是我第一次和刘太太接触后留下的印象。
接下来，刘太太就开始关心我们，并邀请我们去教会。因为当地的教会是讲西班牙语的，我们去了，他们就把讲道翻成英文，但是在我出国前，我从来没有读过英文，所以到教会去对我不起作用。刘太太看我听不懂，就借了两本书给我，一本是《到底有没有神？》，另一本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吗？》。这两本书的作者是五十年代的一位化学博士，叫张郁岚。这两本薄薄的小册子对我的理性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震撼。在这两本小册子里，作者旁证博引，从考古学，生物学等各个角度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在此之前，我一向认为基督教信仰和我国的许多民间宗教一样，都是迷信。我如此认为，不是出于对这些信仰的了解，而是出于对官方所作的结论的信心。我只是接受了一个现成的结论，而不是对这个结论背后的事实有全面的了解。读了这两本书后，我发现我接触到一个我的理性所没有接触到的领域，这个领域里面有另外一种我以前不了解的合乎理性的东西。我想，如果我和这两本书的作者辩论的话，我在理性上是站不住的。看了这两本书后，我理性上的障碍被摇动了，我对自已说，你不要随便否认你自已不了解的东西，你要否定它，最起码，你先客观地去了解一下，在了解之后再作选择，选择相信它或不相信它。就象在一条大马路上，你不能随便指着一个人就说，他是坏人。你要说他是坏人，你首先要去了解他，接触他，然后再下结论。张郁岚博士的这两本小册子对我最大的作用是提醒我不要随便否定我不了解的东西。
这事以后，我的理性开了一扇门，使我愿意去接触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基督教信仰，因为我现在认为这种接触对我是有意义的。接着又发生了两件事，这两件事对我的震撼一点不亚于这两本书。第一件事情发生在向我传福音的刘太太的先生身上。刘先生是当地农业大学的教授，她的三个孩子都在美国作医生。那年暑假，夫妻想到美国本土去看望他们的孩子。到了机场，临登机前五分钟，刘先生突发心脏病，心脏停跳25分钟。在座的要是有医生，你们一定会知道，心脏停跳25分钟，脑电波消失，在医学上已属死亡。但是刘先生活过来了，他那些当医生的孩子们看到父亲活过来了，就对父亲说，爸爸，是神救了你。刘先生活过来后向他的家人作了见证，见证他心脏停跳，死亡之后，灵魂的经历。他死后的经历使我们清楚知道，人死了之后不是没有去处的，当物质的身体死亡后，人的灵魂将走向它永远的归宿。刘先生决定病好后就从他大学的教职退下来，用他的余生来事奉神。
那个周末我去了他们的教会。主日崇拜结束后，刘太太从医院赶来。她见到我就说，这件事有神美好的心意。当时我不懂她这话的意思，人病成这样，怎么会有神美好的心意呢。后来他们的亲戚告诉我，这家教会没有传道人，刘先生已到退休年龄，教会非常希望刘先生退休后在教会服事神。但是刘先生不愿意，虽然他每个星期天去做礼拜，但是这信仰在他的生命中所占的地位是何等微不足道，他想在大学教授的位置上多工作几年。但是神借着这病让他看到，当生命离开的时候，人作的一切都不能带去。人甚至不能知道自已将在哪一刻离开世界。刘先生是在登机前五分钟突发心脏病，如果这事发生在飞机起飞后呢？经历了这事以后，刘先生才知道什么东西具有永恒的价值。
刘先生的事使我非常惊讶，它使我面对一个选择，就是对这件我个人无法经历的事，或者我接受这个别人的经验，相信这事是真的，或者我不接受这个经验，说这是假的。但是你必须作出选择，或者信它，或者不信它。如果刘先生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从中国农村出来的老农民，我会作出这样的假设，比如，他以前有过迷信的经验，在他脑子里造成一些迷信的观念，以至他生了这样一场病之后，就会这样解释一些事情。但是刘先生是农业大学的教授，是一个相信实验，相信科学的人，对刘先生作这样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个假设是，刘先生在撒谎。但是撒谎一定有个动机，如果刘先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不敢撒谎，因为圣经上说，我们今天所说的谎话，将来都要一句句交待出来。如果刘先生不敬畏神，他又何苦作个假见证支持基督的信仰，何况他的假见证是对他的家人作的。排除这一切的假设后，我只能相信，刘先生的经验是真实的。只是这个真实在我们中间被重复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当别人身上出现了这样一个你自已没有办法重复的经验，你也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
这时候信仰变成一件很严肃的事，我忽然觉得信仰不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不管你今天顺利还是不顺利，不管你有学问还是没学问，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你都要去面对的一件事，因为你不能决定你的心脏在哪一分钟停跳。如果你此刻不作出选择，当你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当你到了彼岸世界，无法返回时，一切就会变得非常糟糕。所以，这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消遣，而是只要你是人，你就不可徊避的问题。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你选择。
就在刘先生死而复生的事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我收到同学的一封来信。这位同学的先生和我同年。这封信是她在她先生的病房里写的，信上沾满了泪水，因为那天早晨她的先生走进卫生间就倒在地上，检查结果是脑血管破裂。医生要给他脑部动手术，把一个血管钳终生留在他的脑子里。因为国产的脑血管钳不过关，所以他们决定等进口的产品，但是每分钟每秒钟她的先生都可能死亡。那位同学说，当她看到她的先生倒在地上的那一刻，她似乎看到地狱的门向她打开了。当我读完这信，我心里充满了焦虑，并且很迫切地想要为她做些什么。
我不懂当时为什么我会如此地迫切，现在我才明白，我当时那种迫切的心情不是出于自已有限的爱心，而是出于神的感动，但是我在美国，她在中国，我又能为她做什么呢。那一整天我坐立不安，我想起了刘先生的事，刘先生心脏停跳25分钟，刘太太为他祷告，他活过来了。我想，如果我不为我的同学祷告，那么至少有一件事我是可以为她做的，我却没有做。可是我还没有信神呢，我连应该怎么祷告都不懂，而且在1989年做祷告还是一件很难为情的事，我实在做不出来。但是有一个声音在催逼我，提醒我说：“你能为她做的事你为什么不做。”那一整天我内心一直在挣扎，我一直熬到晚上，等我先生和孩子都睡着后，才悄悄地从床上起来，一个人跪在我家厨房的地上，开始我生平第一次的祷告。我决不相信这是出于一个人有限的爱心，虽然我很爱我这位同学，但是我对她的先生一点感觉都没有。而且我在国内什么苦难都经历过，我哪里想到过要祷告呢。但是那天我跪在厨房的地上一遍又一遍地为我那同学祷告，说：“主啊，你要救他，你要救他。”我从头到尾的祷告词就是：“主啊，你要救他。”我当时的心态就象一个无助的孩子缠住她的父亲说：“你非得要做这件事情，你不做我就不起来。”我一直不停地呼求：“主啊，你要救他，你要救他。”我不知道我这样祷告有多久，一直到我心里觉得祷告得差不多了，我才从地上爬起来，回到床上去。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祷告的结果怎样，我甚至不敢写信问我的同学她先生的情况如何。我想，要是她的先生死了，我的信会使她更难过。不久，我先生就毕业了，我们全家就从波多黎哥搬到爱荷华州，我先生要在那里做博士后。十个月后，我接到了从波多黎哥转过来的我那位同学的信，信上说，她先生脑部手术奇迹般地成功，手术后没有任何后遗症。她说，当她看着她的先生在午会上翩翩起午时，她心中充满了感恩，她觉得冥冥之中有个神灵救了他。当我读到这里，我清楚知道那天晚上我跪在厨房地上的祷告神垂听了。
这两件事让我看到，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圣经上所启示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的救主，不只是在遥远的彼岸等着你走完此生的路程在天国迎候你灵魂的主，而是在你此岸的世界中，在你每一分每一秒的经历中都在顾念你的主，他知道你的需要，你的局限，他知道你的痛苦，他需要你呼求他，当你呼求他的时候他就应允你。我忽然觉得，一个遥远彼岸的世界和此岸的世界竟然有一种神秘的关联，这种关联不是你用肉眼可以看的，不是你可以用身边的物质现实去衡量的，但是当你信靠他的时候，会有一些超出这一切的印证让你知道，他已进入你的生命，进入你的生活。其实那时我已经觉得可以接受他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有很大的障碍，因为我先生没有信。
我先生是南京大学化学系77级的毕业生，他是在基督徒的爱心中开始接触到基督教信仰的，所以他对教会并不排斥，他还带我去团契。但是当别人跟他传福音，他就说：“我是学化学的，化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这是我进大学第一天老师对我说的，我到现在没有忘记。想要让我认识神么？证明给我看。”或者说：“我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我已经受了三十多年无神论的教育，要我改变，为时太晚。”在他把自已完全关闭的情况下，又有谁能打开他的心门。另外，我先生的心理素质特别强，在我接触过的那么多的人中，我还没有看到心理素质比他更强的人。他是个荣辱不惊的人，一个人在世界上能做到荣辱不惊，他就能达到心灵很大的稳定，所以他不觉得需要帮助。还有，他是个生死都不怕的人，这样的人你能对他说什么呀，他荣辱不惊，生死不怕，只相信实验依据，我真不知道怎么做他的工作。他还反过来说，象我这样的人才需要信仰，所以为了我的好处，他每星期五都带我去团契。
奇妙的是，神在高天之上，也进入这世界之中，你的每一步，神都给你安排好了。我们离开波多黎哥到了爱荷华的一个小镇，在那里我们举目无亲。但是即使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你知不知道天上的父亲还是在看顾你，他会把你托付给他的儿女。记得小时候我父亲不能常常和我在一起，但是他每次来总要把我托付给一些人，跟他们说：“你们带她出去玩一玩吧。”父亲总是那样以他为父的心照看我。其实我们天上的父也是这样地照看着我们。刚到爱荷华时，我谁都不认识，我就去学英文。我以前从来没有好好学过英文，所以我想化一两年的时间好好突击一下，然后去考托福，再去念个学位，到了美国不念个学位，我实在不甘心。
我就到爱荷华大学旁听英文，就是和那些托福考了570分还觉得英文不好的学生一起上英文课。那时我连英文字母都记不全，第一次上课老师讲些什么我一句都听不懂，但是我想不能第一次就放弃，所以第二次又去了。但是第二堂课我还是一点没听懂。我就决定在上完第三堂课后和老师打招呼，告诉他这门课对我不合适，下次我不来了。第三次去上课时，我旁边就坐着一个基督徒，一个从台湾来的女孩。下课时她交给我一张邀请卡，上面写着主耶稣说的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接下来是“邀请你同卸重担”，下面的落款是，爱荷华大学华人基督徒团契。
接到这一张邀请卡，我心中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到邀请卡呀，在国内，朋友结婚也只是给你打个电话，到省里开会邀请卡是给领导的，所以在国内工作几年，我从来没有接到过邀请卡。面对这张邀请卡，一张非常正式的邀请卡，我有一种尊重。但是说到劳苦重担，当时我是一点没有。我们是1990年九月到爱荷华的。这是一个只有五万居民的大学城，城里三分之二的人都是大学里的。当时学校已经开学了，开学后很难再找到空房间。所以最后我们只找到一栋房子，我们就租下了这栋房子，当地的中国学生学者都对我说：“你们是这镇上最阔绰的中国人”，因为镇上的中国人没有舍得租下一栋房子的。在波多黎合我们住的是很破的房子，现在从有老鼠洞的破房子里搬到漂亮的大房子去，房子的门口盛开着郁金香，前面还有一大片草坪，你觉得你有劳苦和重担吗？我先生原来每月只有五百美元，作博士后工资翻了好几倍，所以我先生说：“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了”。当我接到这张邀请卡时，我并不是因为我有劳苦重担而去参加他们的聚会的，而是出于对这张邀请卡的尊重而去的。
那天晚上，我和我先生带着我们的女儿去了那个大学团契，聚会是在一家美国教会的地下室举行。1990年的十月，爱荷华已经冰天雪地了，那里每年十月下雪下到明年四月，但是当我走进那屋子，那些从台湾香港来的基督徒都唱着“欢迎你，欢迎你，我们在主里欢迎你”，微笑着迎接我们。当时我心里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我突然觉得，我从小要找的地方就在这里。
其实我心中的那种不能满足的渴望，那种遥远的盼望，连我父母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从小就在寻找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充满着爱，可是那个地方总是找不到。我上学的时候，一次到南京中山陵去，当我踏着那一千多级的石级往上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个横匾，在它湛蓝色的底子上写着两个金色的字，“博爱”。当我一下抬眼看到了这两个字，我突然抓住我一直想要的感觉。我从小要找的就是一个博爱的世界，可是那世界在哪儿呢？从小我周围的人，包括我的老师，一直要我克服这种小资产阶级情调。我心中的那种没有满足的渴望，我心里最深的梦想，在我所在的环境里是不被接纳的，不被谅解的，甚至是被定罪的一种东西。可是这种被定罪的东西在我的里面是何等的美好，又是那么执着，几十年了，我无法放弃它。直到读大学时，我读到了鲁迅的作品，鲁迅说有一种幻想者，就象一种小粉红花，在冬天里冻得嗦嗦发抖，还想着，冬天过去了会是春天。当我读到这篇散文时我就想，对了，我就是鲁迅描写的那么一朵小粉红花，冬天里冻得嗦嗦发抖，却想着春天会来的。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春天怎么总是不来呀。终于，在三十多年后，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夜晚，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在一个地下室里，我突然发现了我从小寻找的地方。这不是理性的归纳，不是从我有限的经验的总结，但是那天我很清楚地感觉到，这就是我从小寻找的地方。
从那以后，每星期五我们都会去那里。但是当我坐下来和他们一起查经的时候，当我给自已的理性很大空间的时候，我里面的骄傲是多么容易抬头啊！那时我有层出不穷的问题，而从台湾，香港来的朋友背景和我们大陆来的完全不同，他们的思路和我们也很不相同，我提出的问题使他们招架不住，这使我更加骄傲，认为他们头脑简单，都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就信，我甚至下结论，说这些台湾香港来的学生学者缺乏思辩能力。但是时间长了我发现自已的骄傲毫无意义，因为当我用理性挑战别人的时候，别人虽然不能说服我，但是他们的信仰没有因此被动摇，这和我们所来的地方如此不同。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理性学说的基础上的，当这个学说在理性上站立不住时，这个信仰也就站立不住了，所以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国内是不能被讨论的。但是对基督的信仰是不怕被讨论的，即使一位基督徒对我提出的疑问，十有八九答不上，他也不会因此放弃他的信仰。后来我发现这两者的根基不同，就象是两棵不同的树，当你使劲地摇桑树，甚至把它摇倒了，旁边的无花果树却还在生长结果，因为它的根基不在桑树的根基上。当你想用你的理论去摇动基督信仰，你只能推翻了你所提出的理论而已，你却不能推翻别人的信仰，因为这个信仰不是建立在理论上的。
就在这时，我们面临生活中的一个危难的时机。那是在1991年的九月，那段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很忧郁，每天都在想哭。我问我先生为什么会这样，先生说，这是因为天气的缘故，秋天的落叶就足以使你这样的人忧郁，我说不对啊，三十多年我都没有这样，为什么这个秋天就和往年不一样。其实我不知道，就在那段时候，一个又一个的危机已经潜伏在我们的生活中了。
第一，我父亲三次心肌梗塞，前两次家里都不敢告诉我，但是有一种超越理性之外的存在让我有一种很忧郁的感觉，我想哭，却不知道是在为我爸爸哭。就在我接到父亲病危通知的时候，我也接到了国内单位的通知，因为我出国已满两年，他们不再保留我的职位了。第三，我先生那时正面临失业。那年正值美国经济大衰退，工作很难找，我们邻镇的卢刚开枪杀人就在那一年。他曾化了半年找博士后的工作也没找到，可见那时博士后的位子真不好找。我先生在爱荷华博士后的工作应该到九月满期，但是在六月他的老板因为他干得好，留他再干一年，所以我们以为可以躲过那年的大萧条。但是我先生一个试验没做好，老板就请他走了，说给他三个月的工资，让他再找工作。但是那时已是九月，各个高校需要的博士后都找好了，再要找位子希望很渺茫。而且我们那时已搬到学校去住，先生没有工作房子也要退出来。当时，室外已达零下三十几度，我突然觉得这世界是那么寒冷。我先生来美国三年就拿到博士学位，他打算再做两年博士后就找一份正式工作，他以为靠自已能实现这计划，但是这时他发现，他下一步的目标是他够不到的，这样的境况，你再有本事也砍不出一条路啊！
如果那时我先生失业了，我在国内的工作又没有了，一家的生计就断了来源。我父亲病了，我不能回去看他，因为我回去了就没有合适的身份再申请回到丈夫身边。而且我们住的地方也没有了，因为我们已搬到学校去住，我先生丢了学校的那份工作，就得把学校的住房让出来。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我觉得整个世界的重担都压在我肩上，我已是四面楚歌，毫无出路。那时，我想起了那女孩子给我的邀请卡上的那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平时我们星期天都不去教会，因为我们不是信徒。那个星期天我和我先生说，我们去教会好不好，他说好，我们就去了。